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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所有人都會記得，包括該樓層的服務生、電梯裡的兩位年長女士、五樓走廊上的那對夫妻，他們都說，那名男性身材高大，而且他們也都提到他身上的那股汗味。

柯里尼上了五樓，搜尋著房號。四○○號的門上寫著「布蘭登堡套房」，他敲敲門。

「哪位？」來應門的先生八十五歲了，但他看起來比柯里尼想像中年輕許多。汗水從柯里尼的背上直往下流。

「您好，我是義大利《晚郵報》的柯里尼。」他含糊報上名字，暗自揣度不知對方是否會要求看他的證件。

「您好，我很期待您的到訪，請進請進。我們最好在這裡做訪問。」老先生對柯里尼伸出手，柯里尼把手避開，他不想對他動手。他還不想。

「我有手汗。」柯里尼一說出口，隨即氣自己講錯話。聽起來很怪，沒人會這麼說，他想。

「是啊，今天的確很悶熱，好像快下雨了。」老先生親切的說，雖然並非如此：房間裡很涼爽，幾乎聽不到冷氣機運轉的聲音。他們走進房內，米白色地毯、深色的木造家具、大扇的窗戶，處處都顯得昂貴又堅固。柯里尼從窗戶看出去，柏林市中心的布蘭登堡門，彷彿近在眼前。

二十分鐘後老先生死了，四發子彈射進他的後腦，其中一發在大腦中轉向、貫穿頭部，半邊臉當場血肉模糊。米白色地毯吸附了死者的鮮血，血染的範圍漸漸擴大。柯里尼把槍放在桌上，站到老先生旁邊，盯著他手背上的老人斑，然後用腳踢死者讓他翻過身來。突然間，他以鞋跟猛踹死者的臉，看著死者，然後繼續猛力的踩。他停不下來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用力踩，血和腦漿噴上他的褲管、濺到地毯及床框上。後來法醫鑑定不出凶手踩踏的次數，臉頰、顎骨、顱骨受重擊而碎裂。直到鞋跟斷裂，柯里尼才停下腳來；他坐在床上，汗水沿著臉頰往下流，脈搏慢慢穩定下來，等待呼吸恢復正常後，他在胸口畫了十字便離開房間，搭乘電梯到一樓去。因為鞋跟斷了，他只能跛著腳走，突出的鞋釘刮在大理石地板上。到了大廳，他要櫃檯後方的年輕女子打電話報警，她比手劃腳的提出疑問，柯里尼只說：「四○○號房，他死了。」在他身旁的電子告示牌上顯示著：「二○○一年五月二十三日，二十時，歡樂廳：『德國機械工業協會』」。

他在大廳內的藍色沙發坐了下來，服務生問他是否需要喝點什麼，柯里尼沒有回答，只是盯著地板看。從一樓的大理石地板、電梯到五樓的那排套房，都可看到他的鞋印。柯里尼靜候被捕，這一刻他等了一輩子。他一直保持沉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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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刑事辯護人緊急服務處，我是卡斯帕．李寧律師。」手機螢幕顯示是刑事法庭來電。

「我是動物園區地方法院的審查庭法官柯勒。有一名謀殺案被告沒有辯護律師，檢察機關提出羈押聲請。您需要多久時間才能來到法院？」

「大約二十五分鐘。」

「好，四十分鐘內我會把被告帶過去，請您到二一二室報到。」

卡斯帕．李寧掛上電話。他和許多年輕律師一樣，列名在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的緊急服務名單之中。週末時他們會拿到一支手機，必須隨傳隨到。警方、檢察機關和法官都有這支電話號碼，只要有人遭到逮捕要求律師在場，他們就會打電話來。通常菜鳥律師都是這樣接到第一位客戶的。

四十二天前，李寧才當上律師。第二次國家考試後他遊蕩了一年，穿越非洲和歐洲，多半寄住在從前寄宿學校的同學家裡。幾天前他的名牌才剛掛上大門：「卡斯帕．李寧律師」。雖然他覺得這樣浮誇了點，但還是挺滿意的。這間事務所位在庫坦大街旁小巷的後屋內，有兩個房間，沒有電梯，要找他辯護的委託人得爬狹窄的樓梯上來。但這是李寧的一人事務所，他只需為自己負責。

這天是週日上午，他在辦公室整理了好幾個鐘頭，處處散落著打開的紙箱。訪客座椅是從跳蚤市場買來的，放置檔案的金屬櫃空空如也，辦公桌是父親送給他的。

接獲法官來電後，李寧開始找他的西裝外套，最後在一疊書下方找到。他從窗戶的把手上取下嶄新的法袍，塞進公事包便往外衝。接到電話的二十分鐘後，他便站在審查庭法官的辦公室內。

「我是李寧律師，您好，剛剛是您打電話給我的。」他有些喘不過氣來。

「啊，從緊急服務處來的，對吧？好，好，我是柯勒。」法官起身和他握手。戴著老花眼鏡的法官年紀約莫五十歲上下，身穿鐵灰色的獵裝，他看起來很親切，也許還有點迷糊。但這是假象。

「柯里尼謀殺案。您想先和您的委託人談話嗎？反正我們還是得等檢察官。主任檢察官萊莫斯會親自出馬，雖然今天是週末⋯⋯好吧，本案肯定是會見報的。那麼，您想和他談談嗎？」